這是一本中醫藥科學、科學學研究專著；一本以睿智、仁愛、忠勇之心，犀利直諫以往，並正確指向未來的理論專著。
中醫與西醫，是以人的形上與形下特性為研究對象，所形成的兩種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半個多世紀里，以中西醫結合名義的“中醫西化”，是中國傳統文化陷入自卑、自虐、自殘一百年來的一個典型。它頑固地將無以數計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灑向了一條“不可能被西化的中醫西化不歸路”。
本書在與西方歷史、文化、科學、哲學的比較中，揭示了中西醫在理論科學層面上，是並存並重、共同繁榮的關係；在臨床技術層面，是相互配合、優勢互補的關係。這是構建特色獨具的，兩種主流醫學並存的中國醫療體制新格局的理論核心。也是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科學依據之一。
本書的研究表明，中國行將出現一種文化啟蒙的新啟蒙，這就是關於復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文化精神的啟蒙。《醫醫——告別中醫西化》，就在這一啟蒙之列。
目 錄
序
前言
第一節、傳統文化自虐和自殘中醫的背景
1.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2.民族文化自卑症
3.跛腿式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4.國學名流貶中醫
第二節、從滅漢興洋到中醫西化
1.困擾中醫百年的非典型性文化專制
2.漏列、廢止、改造、結合及其實質
3.幾點補充說明
第三節、文化精神潰敗的中西醫結合
1.文化精神與文化精神潰敗
2.沒有起跑線的中西醫結合
3.一個命題十種口號
4.十種口號有悖常理
第四節、依據中醫原理告別中醫西化
1.中西醫比較的核心、目標與要素
2.兩次聚焦與公理化原則
3.中醫學原理的十條公理化原則
4.徹底告別中醫西化
第五節、從中西醫並重到中西醫配合
1.中西醫並重的公理性及其核心
2.中西醫並重的邏輯證明
3.終止結合才能走向中西醫配合
第六節、配合的含義、原則與學術現狀
1.中西醫配合的含義與原則
2.正視三連環的學術現狀
第七節、有機配合的實踐、構想與體會
1.有機配合的實踐
2.有機配合的初步構想
3.患者等待有機配合
第八節、全心全意將中醫從根救起
附錄：
附錄一、中醫的科學定位
附錄二、中醫要發展、必須過三關
附錄三、依據中醫的科學特點立法
附錄四、生於憂患
以下內容，是李致重教授最近對本書內容的一些補充：
告別中醫西化
李 致 重
中醫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瑰寶,它是世界範圍內唯一達到成熟科學水平的傳統醫學。而與全球化的西醫相比，其科學觀念、概念範疇、理論思維也各不相同。倘若把中醫比作一棵碩果累累的大樹，那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文、史、哲,尤其是哲學是其根，《黃帝內經》為代表的基礎科學體系是其本，《傷寒雜病論》為代表的辨證論治的臨床技術體系是其主要枝幹，而內、外、婦、兒各科的治療及其方劑、藥物等，則是其分枝、花葉與果實。
在西學東漸的一百多年裡，中醫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災區”。尤其是近五十多年來，在尚未從哲學、科學的源頭明辨中醫與西醫的本質區別與屬性的情況下，卻受近代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使中醫陷入“中醫西化”的誤區，而且至今不能自拔。這是人類文化科學史上罕見的特例，也是我國近代史上的一大“文化冤假錯案”。其典型的特點是，“文化對文化的誤解，科學對科學的摧殘”。數十年來，這一“文化冤假錯案”在“現代化”、“規範化”、“發展”、“創新”等口號的包裝下，已經突顯出不容忽視的嚴重後果。它直接導致了中醫基礎科學體系，以及辨證論治的臨床技術體系全方位的扭曲和解體。
沒有哲學思想，就不會有中醫基礎科學；沒有中醫基礎科學，就不會有中醫臨床技術規範；脫離了臨床技術規範的中醫，必然要朝着兩千多年前經驗療法的方向倒退。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歷史使命和唯一選擇是，為了實現中醫學的全面復興，就必須遵照中醫內在的科學規律，恪守科學發展觀的宗旨，明智、果斷地告別中醫西化。
一、什麼是中醫西化
回答什麼是中醫西化，首先要從近代科學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泛濫說起。
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走向沒落的清王朝面臨著內外交困的雙重危機。李鴻章將這種雙重危機，稱之為“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在“以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急於應對中，中國人同時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隨着愈演愈烈的民族文化自卑症的蔓延，在中國人的眼裡，物質、利器，以及生產物質、利器的近代科學與技術，日漸上升為最重要的追求目標。而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作為其核心的精神、思想、價值觀、哲學等，在一次又一次的鞭撻、批判中，逐漸地被人們疏遠了，淡忘了。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全面反傳統”、“砸爛孔家店”的呼聲中，所要請進來的西方科學，當然就是西方近代科學與技術。
我們不反對“以夷制夷”，也不反對引進西方的近代科學。但是在處理內外交困的雙重危機時，更需要歷史與全局的智慧和胸懷。這種智慧和胸懷是，在面對目前的選擇時，應該從歷史的維度看當下；在面對彼此的興衰時，需要從整體的維度比長短。對於這些方面，李鴻章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帶頭人，都不免給人以顧此失彼之憾。這裡需要說明，我們在前面提到西方近代科學的時候，總是把“近代”和“科學”聯結在一起。這是希望身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我們，應該從歷史與全局角度，看清“近代”，並正視“科學”。
儘管我們今天對於西方近代科學，不僅全盤接受了，廣泛普及了，而且彼此的差距，也正在迅速地越小。但是不論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還是站在歷史的今天來看，西方近代科學既不是西方科學知識的全部，也不是中國需要引進的外來科學知識的全部，更不代表人類科學知識的全部。況且，中國不僅有優秀的傳統文化，也有諸多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知識。中國的中醫，就是其中的一項。所以這種“從歷史的維度看當下……從整體的維度看長短”的智慧和胸懷，近代應當有，今天應當有，將來同樣應當有。倘若我們能始終保持着這樣的智慧和胸懷，相信在近代的中國就會避免許許多多的錯誤。在科學問題上，同樣也是如此。
“科學”一詞，是20世紀末由日本傳入中國的。但是這一詞彙的正確含義，“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沒有搞明白，今天的我們也未必人人都明白。其實，“科學”這一外來詞彙並不神秘。從這一詞彙的內涵講，應包括四個方面的要素。第一，科學的首要含意就是知識。第二是分門別類，亦即知識分類或分科之學的意思。第三是知識的確切性、系統性，亦即任何一門科學知識，都應有成熟的概念範疇體系。第四是科學知識的理論性含意。就是說，科學是以追求真理為目的的，真理自然是理論性的；技術是理論基礎上的實踐應用，技術自然是從屬於科學的。所以將這四方面要素綜合起來，“科學”一詞的定義就不言自明了。如果我們在這裡給“科學”下一個定義，那麼,科學就是分門別類的、確切的、系統的、理論性的知識體系。這四個要素，也是考察每一個學科是否達到成熟科學水平的四項標準。
從上述討論人們可以聯想到，迄今為止人類所認識的全部科學知識，大體由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三大板塊構成。舉凡在認識自然、社會、思維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符合上述定義的知識體系，都應當視之為科學。而西方近代科學中的近代，指的是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以後，到現在大約四五百年。而其中的科學，主要是18世紀以來近代物理學、化學為基礎的學科。從人類認識自然、社會、思維這三大板塊來講，近代科學僅屬於自然科學的一個部分。自然科學中，人們對天文、地理、生命科學內在規律的認識，並非完全決定於物理學、化學。而社會科學、思維科學兩大板塊，更不是物理學、化學的領地。當然，我們完全承認，物理學、化學在近代經濟、軍事領域裡，的確取得了巨大、驚人的成功。但是，我們還應當看到，這些成功主要是以物理學、化學的基楚科學為根據，以後在應用技術環節的發明或創造。尤其以生產“物質、利器”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也是技術，而不是科學。高新技術再輝煌，它的根還在物理學、化學那裡。更不能因高新技術而忘記了人類在自然、社會、思維領域的全部科學知識。
19世紀之後，西方國家的經濟、軍事、政治迅速崛起，與此同時一蹶不振的清王朝日趨衰落。從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闖進中國大門之日起，內外交困之中的中國人就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一方面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無情地自虐、自殘，盲目地批判、拋棄。另一方面在急於圖強、求富心理的驅使下，把西方近代科學（包括技術）視為追求的主體，甚至頂禮膜拜。如果當時走在時代前沿的精英們,研究與思考能夠再認真、深入一些，對於什麼是科學，什麼是近代科學，中國近代與西方的差別在哪裡等問題，做到灼見於胸，相信近代科學主義思潮就不會在中國蔓延。
講到這裡，若要問什麼是近代科學主義呢？應該說：把首創於西方科學家之手的近代物理、化學的觀念與方法，作為評價一切文化科學之是非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這種立場或態度，就叫做近代科學主義。顯而易見，近代科學主義者不了解科學的基本含義，不明白科學的分類常識。而近代科學主義既違反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也與當代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完全相反。科學發展一旦離開了實事求是，科學就將走到自己的反面，甚至被偽科學、假科學所利用。對於上述這些問題，凡是從事科學學、軟科學研究的學者，尤其不可掉以輕心。
什麼是近代科學主義思潮呢？近代科學主義思潮，是一定時期內人們對近代科學盲目崇拜的一種普遍存的在從眾心理。產生這種思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理性的角度上講，除了一定時期內人們在科學的含義與分類上的常識性無知之外，還有我們前面提到的“從歷史的維度看當下……從整體的維度看長短”的智慧和胸懷。從感性的角度上講，自鴉片戰爭以來，社會上多數人都是從中國內外交困的現象上，來做文化判斷的。在文化發展的長河中，正確的方向與道路，總是以正確的理性認識為先導的。科學的發展，也是這樣。由於近代理性認識的置後，飄浮於現象表面的感性認識，其人數多，勢頭大。這是中國近代科學主義思潮延綿不斷的主要原因。至今難以治癒的民族文化自卑症，也是近代科學主義思潮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中醫西化，就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產生的。
所謂中醫西化，就是在近代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用西醫的觀念與方法，導致中醫基礎科學體系與臨床技術體系扭曲、解體的做法。當中醫的基本概念被扭曲、肢解到“非西非中”、“似西似中”的時候，中醫的基礎科學與臨床技術體系就被徹底地顛覆了。
20世紀80年代初，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意識到：中醫與西醫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醫學理論體系。儘管當時對於中西醫本質上的區別，仍然缺乏哲學科學的深刻認識，但是對中西醫結合名義下的中醫西化，日漸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切與質疑。1982年衛生部明確做出“振興中醫”，“保持發揚中醫特色”的決定。同年，年國家憲法寫入了“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規定，1991年國家又將“中西醫並重”作為新時期衛生工作總方針之一。然而，中醫西化之勢依舊故我，固若金湯。這究竟因為什麼呢？
二、中醫西化為何如此頑固
本人在《醫醫》一書里，對困擾中醫百年的非典型性文化專制現象，做了簡要的說明。辛亥革命百年以來，在中醫問題上以行政方式推行的近代科學主義的做法，突出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壬子癸丑學制”確立中國教育的學制系統時，“漏列中醫”的事件。第二次是1929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的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余雲岫提出的《廢止中醫案》。第三次是1950年衛生部主要官員採納余雲岫的《改造舊醫實施步驟草案》，參照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用西醫基礎醫學改造中醫的做法而推行的“中醫科學化”運動。第四次是1958年以來在“中西醫結合”名義下所推行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醫西化”。《醫醫》對四次近代科學主義的做法，是這樣概括的：漏列的要害是廢除，廢止的重點是挖心，改造的目的是西化，結合的本質是改造。儘管四次近代科學主義的做法花樣各有不同，但是其矛頭統統指向了中醫的核心——基礎科學體系與臨床技術體系。當中醫的核心在西化與改造中消亡之後，中醫的生命力便徹底地宣告終結。
如果將四次近代科學主義思潮的做法聯繫起來看，人們不難明白，這些做法,其實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滅漢興洋”的悲劇在中醫故鄉的重演。廢除—挖心—改造—西化，是中國對中醫實施的“滅漢”四重奏。與日本的“滅漢”相比，只不過調子緩和了些，麻痹性強了些，時間拉得長了些而已。
除了近代科學主義思潮之外，在中國鑄成中醫西化不歸路的，還有一個“非典型性的文化專制”的問題。
所謂“非典型性”，指的是初衷或願望的確是美好的、善意的,但是不明白文化科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不了解中西醫各自內在的本質特點。所謂“文化專制”，指的是利用政治號召和行政包辦的方式，來規定中醫學術發展的方向與安排的做法。它違背了中醫學術發展的內在科學規律，也為學術界的反思與討論，改革與調整造成了不應有的障礙或困難。這就是從1958年起，在“中西醫結合”名義下所造成的中醫科研、教學、醫療諸多領域的嚴重“西化”。筆者在《中醫復興論》、《醫醫》等著作中，對這一段歷史有比較詳細的討論，這裡只做一些簡要的說明。
1954年，毛澤東主席對改造中醫的‘中醫科學化’，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並做了嚴肅的處理。他認為，中國對世界有大貢獻的，中醫是一項。他主張，中西醫一定要團結，西醫一定要打破宗派主義。他強調，首先要西醫學習中醫，才有利於打破歧視、排斥中醫的宗派主義傾向。這一說法，在當時對保護中醫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56年8月，毛澤東主席在一次談話中提出：“要把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這種新醫學新藥學，後來在傳達貫徹中稱之為“中西醫結合的新醫藥學”。於是“中西醫結合”這個詞，便在社會上流行了起來。在同一次談話中主席還提到：“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他在當時所指的‘西方的近代科學’，當然是以物理學、化學為基礎的近代科學，肯定不會是人文科學。在西方的近代科學裡，當然也包括了西方的醫學。西方的醫學，就是我們所說的西醫。主席的這次談話很快被社會上、醫學界的近代科學主義所炒作、利用。
1958年10月11日，主席對衛生部黨組“關於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總結報告”，做了一段很長的批示，全文如下：“今後舉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學習班，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領導，負責辦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個省、自治區各辦70—80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們就有大約2000名這樣的中西醫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此事請徐運北（註：衛生部負責人）同志一商，替中央寫一個簡短的指示，將衛生部的報告發給地方黨委，請他們加以研究，遵照辦理。指示要指出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閑視之。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保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發出後，可在人民日報發表。”通觀全文，這一批示在核心問題上和具體操作上，都講得很仔細。批示的核心主旨，是希望培養大量的中西醫結合的高級醫生；批示的根本目的，是要以中西醫結合的高級醫生，對中醫進行發掘、提高。但是，批示提到中醫學術的發掘、提高時，並未提及全國數十萬中醫專業人員，尤其是學術造詣甚深的名老中醫專家。一輩子以中醫學術為專業的名老中醫專家，才是學習、研究、應用、發展中醫學術的主力軍和帶頭人。他們最懂得中醫內在的科學規律，最懂得中醫應當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怎麼來發掘，如何去提高。這一點，不能不是批示的一大疏忽。
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發出之後，人民日報於11月18日特地刊登了一篇社論。社論進一步加高了批示的政治性、行政性口氣。面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強調指出：這是“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不可等閑視之”。
這裡在討論學術問題政治化、行政化時，還應當考慮到這一批示出台時諸多特殊的社會原因。當時特殊的社會原因，可以概括為四個最高。它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崇拜與絕對權威達到巔峰的時候，直接以中央的名義而做出的；它是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最高形式，按照主席的安排直接發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它是通過人民日報最高輿論的窗口，以刊發社論的方式向全國黨政軍民發出號召和動員的；它是在全社會處於“大躍進”的大轟大嗡、人心癲狂的最高潮時期下達全國的。所以這項“嚴重的政治任務”，就不可抵擋地被最大化地政治化、行政化了。
另外，中醫內部的近代科學主義思潮，也與主席當年批示的形成有一定的關係。1956年在創建北京中醫研究院（中國中醫科學院的前身）時，從全國選調來五十餘位名老中醫，同時也選調來一百五十餘位西醫。如此的人才結構，明顯地反映出“用西醫的觀念與方法，對中醫進行驗證、解釋、改造”的建院指導思想。或者說，北京中醫研究院從創建的那一天起，就有明顯的中醫西化的傾向。而主席的批示，正是為北京中醫研究院轉送到主席手上的“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總結”，而寫下的。
隨着批示的下達，在上下內外多方面交互作用之下，迅速通過輿論宣傳、文件會議、布置檢查、評比表彰、你追我趕等形式，全面、認真地貫徹、落實批示的精神，並通過組織、人事、計劃、經費、管理等措施，落實在“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管理體制上。
從此之後，近代科學主義，民族文化自卑症，非典型性文化專制，中醫西化的管理體制，以及體制內部種種利益捆綁，長年累月，盤根錯節，交互影響，牢牢地鑄成了我國近代史上這一最大的“文化冤假錯案”。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為這一“文化冤假錯案”付出了歷時五十載，上下三代人的沉痛代價。在導致中醫基礎科學體系與臨床技術體系全方位的扭曲和解體的同時，也使中醫教育、科研、臨床事業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其中，中醫教育上的問題最多。這裡僅舉數例，以資說明。1998年，湖北中醫藥大學李今庸教授撰文疾呼：“四十年教學工作苦，培養自己掘墓人”。2003年，國醫大師鄧鐵濤、焦樹德在《光明日報》撰文質疑：“中醫學院還能培養出合格的中醫人才嗎”？2003年，中國中醫科學院一項研究表明，幾十年來全國95%以上的中醫科研項目，是西化中醫方面的課題。1995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政司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各大中醫院裡中藥飲片使用率，僅占醫院全部用藥的10%。近幾年來，中醫處方、治療的經驗化傾向，越來越突出。有資料統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全部處方平均用藥不足五味，其組方嚴謹，與病機絲絲入扣，故療效卓著。當今中醫一張處方開出的藥物，平均為張仲景的四倍，動輒二三十味，三四十味的處方也不在少數，卻因藥味多、用量大、組方欠嚴謹、思路不明確而療效欠佳。上述情況，凡具有文化科學責任感的人，豈能夠掉以輕心嘛！
前幾年，一些頑固堅持近代科學主義態度的人,有的聲稱中醫是偽科學,有的叫嚷要告別中醫。這種是非混淆、陰陽顛倒的局面，難道與我們自己製造的“文化冤假錯案”能脫離關係嗎？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糾正這一“文化冤假錯案”時機正向我們走來。文化自覚，科學自覚的趨勢，隨着社會進步和思想解放,正在成為糾正這一“文化冤假錯案”的主體力量。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其一，中醫的臨床診療技術，與中醫的基礎科學理論日漸脫離；中醫的臨床治療水平，正在朝着早期的經驗療法的方向不斷倒退。其二，西醫的基礎科學理論，不可能實現與中醫臨床診療技術的相互對接，不可能指導中醫辨證論治的臨床思維。其三，中醫與西醫的基礎科學理論不同源，不同軌；半個世紀的中醫西化，原本是一個“不可能被西化的中醫西化”的怪圈。這些認識，都在催生着中醫文化與科學的自覚，都在積蓄着告別中醫西化的力量。
三、中醫不可能被西化的再論證
“不可能被西化的中醫西化”，這一說法既拗口，又費解。為此就中醫“不可能被西化”的問題，再做一些討論。
十餘年來，筆者通過東西方哲學史，東西方科學史的反覆學習、研究與比較，對於中西醫的科學定位，有了更清晰、更準確的認識。筆者在2008年動手撰寫《中醫學的科學定位》一文時，一種抑制不住的興奮，不時涌動在心頭。當思維上溯到東西方哲學源頭的時候，令人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震驚。我們在中醫科學性這一問題上的長期困惑，像一座橫在我們面前難以跨越的火焰山，壓得人簡直喘不出氣來。然而上溯到哲學史的源頭上時，那些長期困惑的問題，卻原來是一個公理性、常識性的問題——不需要證明，也不容你懷疑。所以從那時起，筆者就確信，近代科學主義與中醫西化，同樣是中國近代在哲學與科學的源頭上，所犯的一個公理性、常識性的錯誤。澄清近代科學主義，告別中醫西化的時機，離我們越來越近了。為了證明中醫“不可能被西醫化”，這裡僅將《醫醫》第四章“中醫學原理的十條公理化原則”一節，略加刪節，抄錄於後，以供參考。
第一，兩次文化高峰。人類文化科學發展到今天，曾經出現了兩次高峰。而且從整個文化科學的發展上看，也只能是這兩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中國的春秋秦漢之際，第二次高峰在歐洲的文藝復興以來。第一次高峰以哲學的成就為代表，第二次高峰以物理、化學的成就為代表。對於中華民族的文明史，我們口頭上常常講的是五千年。但是近代的我們卻往往把春秋秦漢那一文化高峰，視之為中華民族文明的起點,那就大錯特錯了。
第二，兩類研究對象。第一次高峰時期，人們着重研究的是原生態事物（亦即“天造之物”）本來的發生、發展、運動變化的現象及其過程。而第二次高峰時期，人們着重研究的，首先是以解剖的方法把原生態的事物拆開，然後觀察、研究其內部的結構與功能。
這裡用《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說法講，擺在人們面前的萬事萬物，可以劃歸為兩方面的研究對象：一是研究“形而上”。就是在不干擾“天造之物”本來生存狀態的前提下，研究其運動變化的現象及其過程，以認識引起“天造之物”運動變化的抽象的道理。這叫做形而上者謂之道。二是研究“形而下”。首先要把原來的“天造之物”打開，研究構成“天造之物”的局部零件以至構成局部零件的最小物質，以認識局部及其最小物質的結構與功能；並由此獲得了製造“人造之器”的材料，進而製造出“人造之器”來。這叫做形而下者謂之器。
總之，從兩類研究對象上講，形上與形下，是人類文化科學的兩大類。形上繁榮在先，形下成功在後。這是人類全部文化科學發展的長河中，所經歷的也是僅有的兩大步。所以這裡討論的兩類研究對象，是人類兩次文化高峰的兩大基石。換言之，兩次文化高峰的形成或出現，是以人類在兩大類研究對象認識上的成就為其決定因素的。這一點是我們所講的十條基本認識的核心，不容忽視。
第三，兩種研究方向。文化科學上的兩種研究方向，是由兩類研究對象決定的。按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論斷，形而上與形而下這兩種研究方向，都是從“形”出發的。具體到某一事物來講，究竟應當朝着形上的方向去研究，還是朝着形下的方向去研究，那要由具體事物的具體特點來決定。而整個人類文化科學宏觀的研究方向，今天仍然是這兩種。
第四，兩類帶頭學科。關於兩類帶頭學科，這裡是從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兩個方面綜合起來而講的。研究“天造之物”的學科為一類；研究“人造之器”的學科為另一類。如果從研究方法上來區分兩類帶頭學科，那就是：研究“天造之物”的學科，着重以哲學和系統科學為代表的綜合性方法為主；研究“人造之器”的學科，着重以物理學、化學為代表的還原性方法為主。
第五，兩類科學體系。兩類科學體系，是以兩類帶頭學科的研究方法為根據而劃分的。一類是哲學和系統科學為代表的綜合性方法體系內的學科。比如，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包括邏輯學），以及自然科學領域裡的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還有具體學科里的物候學、氣象學、生態學、生物進化等等，皆屬之。另一類是物理學、化學為代表的還原性方法體系內的學科。在自然科學裡，舉凡研究有形之物的形態、結構、功能的學科，或者研究“人造之器”的學科，皆屬之。
第六，醫學面對的兩種人。從《周易》的觀點看，人與其他萬事萬物的不同之處是，人是天地萬物之靈，人是天地間最複雜的生物，所以人具有最典型的形上與形下二重性。因此醫學家面對的人，必然要劃分為形上之人與形下之人兩種，這是毫無疑義、勿需討論的。筆者最早在《中醫復興論》一書里，曾把人的屬性或特點概括為七個方面：其一，自然屬性的人；其二，社會屬性的人；其三，精神情志屬性的人；其四，人的整體狀態的特點；其五，人的組織器官層次的特點；其六，人的細胞層次的特點；其七，人的分子層次的特點。中醫研究的，着重是形上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前四方面的屬性或特點；西醫研究的，着重是形下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後三方面的特點。
第七，醫學研究的兩類方法。中醫的研究，主要運用了以哲學（包括系統科學）為代表的方法；西醫的研究，主要運用了以物理學、化學為代表的方法。如果從邏輯學的角度上講，中醫的研究主要運用了由綜合到演繹的邏輯方法；西醫的研究主要運用了由分析到歸納的邏輯方法。這是中西醫各自不同的研究對象所決定的，不能交換，也不可改變。
第八，兩種醫學的定義。中醫學是以哲學和系統科學方法，研究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西醫生物醫學是以還原性科學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層次上的結構與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學體系。
第九，兩種成熟的醫學體系。西醫的概念範疇體系是用具體概念，或者實體概念來表述的。實體概念，邏輯翻譯上亦即具體概念。中醫的概念範疇體系是用類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來表述的。抽象概念，邏輯翻譯上亦即模擬概念。西醫所用的具體概念和中醫所用的類比概念之間，在文字的表面上常常有相同或相近之處，但其內涵卻完全不同或相差甚遠。中西醫各自的概念範疇，必須放回到各自的理論體系之內去理解、去把握。不允許望文生義，不允許偷換概念，不允許相互比傅，不允許相互混淆。半個多世紀的中醫西化過程中，諸如此類問題太多太濫。必須全面、徹底、耐心、細緻地逐一加以釐正。
第十，兩種醫學的不可通約性。“不可通約性”是一個外來名詞，見於美國學者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不同學科之間的不可通約性，應當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其一，不同的學科之間的研究對象不能顛倒，不可通約。其二，一定的研究對象，必然選擇了一定的研究方法。所以不同學科之間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通約的，當然也是不能互換的。其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同的研究對象，所形成的概念範疇體系必然不同。所以不同學科的概念範疇體系之間，是不可通約的，當然也是不可混淆，不可相互代替的。就像不能把物理學的概念，搬到化學中來；也不能用化學的概念，代替物理學的概念一樣。中醫與西醫之間，也是這樣。
筆者在《中醫復興論》的“為中醫教育診脈、處方”，“西化——中醫科研的致命錯誤”兩節里，在《醫理求真》的“告別結合才能走向配合”，“學費不能再繳了”，“從近代科學主義到偽科學”三節里，對上述十條公理性原則都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有過具體的討論。這裡不再贅述。
以上十條公理性原則表明，如果從中醫自身來檢查半個多世紀中醫西化的錯誤，我們應當承認：其一是對東西方哲學和科學史的無知；其二是在兩個根本性的學術問題上不應有的麻木或疏忽。這兩個根本性的學術問題，即“中醫我是誰”，“我是怎麼來的”。我是誰，是中醫的定義或者中醫科學定位的問題；怎麼來的，是中醫形成的文化淵源或者方法論、認識論的問題。上述十條公理性原則，公開揭示這兩個根本性的學術問題之後，必將迅速凝聚為中醫文化與科學自覺的主體力量。告別中醫西化，或者告別“不可能被西化的中醫西化”，將水到渠成。儘管還可能遇到來自近代科學主義思潮，來自“非典型性文化專制”時期所造成的種種困難，但是科學自身的學術發展，終將由科學自身的內在規律來決定。而且，現在正是我國深化改革的新時期，也是高揚科學發展觀的好時期。
四、從中西醫並重到中西醫配合
告別中醫西化之後，我們面臨兩項迫切的學術任務。其一，將中醫從根救起，重鑄中醫之魂，實現中醫學的全面復興。其二，抓緊研究中西醫配合，為逐步實現我國兩種主流醫學臨床優勢互補的醫療衛生新體制，做好學術準備。
在世界傳統醫學中，中醫是唯一具有成熟的基礎科學體系和臨床技術體系的傳統醫學。在世界兩百多個國家（地區）里，中國是唯一具有中西兩種主流醫學科學體系的國家。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更是我們應當倍加珍惜的。
1982年，我國《憲法》規定：“發展現代醫藥和中國傳統醫藥”。1991年，國家又將“中西醫並重”作為衛生工作總方針之一。聯繫到中醫的科學原理，和中西醫關係上的十條公理性原則，我們這裡完全有理由說：按照我國《憲法》精神與衛生工作總方針的規定，以我國傳統文化為基石，以中醫的基礎科學體系和臨床技術體系為核心，全面復興中醫中藥，為中國與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貢獻，這就是當代中醫學術與中醫事業的科學發展觀。為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組合中西醫兩種主流醫學的特色與優勢，科學地認真地建構中國特色的中西醫優勢互補的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新體系，是中國為人類健康開拓未來的光榮使命。所以在告別中醫西化，實現中醫復興的時候，需要我們從兩種主流醫學這一基本格局出發，正確對待和認真處理好中西醫兩種醫學之間的相互關係。最大化地發揮中西醫兩種醫學的理論特色，最合理地組合中、西醫兩種醫學的臨床優勢,這是我們面對未來，最基本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在討論組合兩種醫學特色與優勢時，為了防止與延用了半個世紀的“結合”一說相混淆，我們將這一新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稱之為“中西醫配合”。過去的“結合”強調的是“合二為一”，今天的“配合”強調的是“二者並重”優勢互補。下面就其含義，再談一些認識。
中西醫配合這一命題的含義，應該是“中西醫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醫學術相互配合、以提高臨床療效為目的的實踐過程”。這裡主要包括四層意思。
第一，配合的前提，是中西醫工作者之間真誠的相互合作。
人是學術的載體，配合的前提首先是從事兩種醫學專業的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而且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與人，而是在中西醫高水平的專業人才之間的配合。
第二，有了兩種專業人員之間的相互合作，才會實現兩種醫學上的實實在在的配合。
兩種專業人員之間的相互合作，不能用行政命令，也不搞行政安排，要靠真誠，靠自願。實踐表明，不論中醫，還是西醫，越是高水平的醫生，越能正確認識自己的優勢，看到自己的不足。要把配合的重點，放在高水平醫生的真誠與自願上，配合一定會自然、和諧、愉快。這才能在最需要的時機，最有效地發揮出兩種醫學臨床優勢配合的最佳效果。另外，這裡講的實實在在，指的是兩種醫學各自的臨床優勢。而各自臨床優勢的背後，是兩種醫學科學理論的支撐。所以中西醫之間相互配合的臨床治療，必須是兩種醫學科學理論指導的，兩方面臨床優勢的有機配合。
第三，中西醫臨床合作、配合的根本目的，在於造福病人，提高臨床療效。
中醫和西醫，理論上各有特色，臨床上各有優勢；兩種醫學各自都有其科學理論、臨床技術、臨床經驗三個層次上的知識內容；
兩種醫學各自都是龐大的醫學知識體系。對於一個醫生而言，集兩種醫學的特色和優勢於一身，至少在今天看來，可能性極小。儘管世界上有神童、才子，但是希望醫生人人都既精通中醫，又精通西醫，並非明智之舉。因此從整體意義上務實地講，通過中西醫工作者的相互合作，充分發揮和利用我國現有的醫學資源，實現中西醫特色與優勢的有機配合，是提高臨床療效，造福病人的最好形式。經驗表明，兩種人員，兩種醫學間的配合搞好了，不僅可以提高療效，造福病人，而且還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約醫藥資源，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第四，實踐過程，是指中西醫臨床上的合作與配合，是一個相當長的醫療實踐過程。
這裡的“實踐”二字，有兩方面用意。一方面，在於強調中、西醫配合一定要立足於實踐，從臨床出發。中、西醫兩種相對成熟的醫學，一者偏於形上，一者偏於形下，彼此代表了整個人類科學哲學的兩類不同的研究方向。在中西醫臨床配合中，不要奢望兩種醫學體系的合二為一。形上與形下兩種醫學體系的合一，是整個人類科學哲學上天翻地覆的特大的課題，從科學哲學發展的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來看，那至少是再一個兩千五百年以後的事。所以當今的中西醫工作者，還是明智地面對着當下，理性地生活在現實，切勿輕言創造什麼新醫藥學。過去在癲狂中輕言合一，那是忽視科學哲學規律的愚昧。所以這裡強調“實踐過程”，也有警示我們莫再癲狂的意思在其中。
這裡用“實踐”二字的另一方面用意是，醫學的目的在於臨床實踐，在於治病救人。只要我們中國在配合的實踐中做到療效突出，特色服人，就已經是造福於人類，令世界注目的大事了。隨着以提高臨床療效為目的的實踐過程的延續，中西醫配合必將引發人類醫學的革命。這一革命，就是由中國興起的中西醫配合，發展為遍及世界醫學實踐的新形式、新格局。至於這個過程需要多長時間，只能由實踐做決定，讓歷史來掌舵。在這裡，任何夸夸其談，脫離臨床實踐的做法，都是有害而無益的。
在中西醫配合中，還應該把握以下基本原則。
中西醫兩種醫學體系都包含着基礎科學、臨床技術和臨床經驗三個層次的內容。所以，中西醫配合的基本原則，應當在區分科學、技術、經驗三個層次的前提下，就不同層次分別做出相應的具體的界定。其含義大體是：
第一，在中西醫兩種醫學的基礎科學層面上，彼此是並存、並重共同繁榮的關係。
兩者的基礎科學，代表着兩種醫學的本質特性；兩者的概念範疇是不可通約的。這一層面，是兩種醫學科學靈魂和存在的根本。我國“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總方針，應當從基礎科學這一層面來理解，來把握。
第二，在中西醫兩種醫學的臨床技術層面上，彼此是相互配合、優勢互補的關係。
兩種基礎科學，必然派生出兩種臨床技術體系，以及兩種具體的治療特色。兩種醫學一者重在形上，一者重在形下，所以臨床技術體系以及治療方法，必然各有其優勢，各有其局限。為此，取長補短，發揮優勢，服務於病人，這是中西醫並重環境下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們提出中西醫臨床配合的核心環節。
第三，在中西醫兩種醫學的臨床經驗層面上，彼此是相互借鑒的關係。
經驗是未上升到科學、技術層面的，或者尚處於初級水平的醫學知識。它常常為一些人在一些病的治療上所應用，但因為未上升到技術、理論的普遍性、可重複的高度，不可能為所有人在所有疾病中普遍使用。所以，臨床經驗不應該是中西醫配合的重點。但是這不等於不重視它的客觀性、有效性。需要根據不同的中醫與西醫，在基礎科學與臨床技術的具體情況下，相互借鑒，適當選擇。既不要誇大經驗，生搬硬套；也不要忽視經驗，置之不顧。
實現中西醫兩種醫學臨床配合優勢互補，還有一個文化精神和思想境界的問題。所謂文化精神，那就是只對文化負責，不為功利所使的那麼一種徹底的治學態度與學究氣。所謂思想境界，應該是不同文化之間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礎上的相互尊重、包容、愛護的那麼一種文明品質與道德修素養。
中醫與西醫，都應當共同立足於醫學科學的整體高度，理性地認識自身在理論、臨床上的局限性。這就像一個人，只站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是很難準確認識自我，正確理解對方的。要做到既認識自我，也理解對方，首先需要善於和敢於面對自我短處、缺陷的精神境界。中西兩種醫學既然各有優勢，就必然各有不足。兩種醫學相互配合的目的，首先是互補不足，然後才有優勢互補。因自己的優勢而傲視對方，那是狂妄；因自己的優勢而詆毀對方，那是野蠻；因自己的不足而排斥對方，那是愚昧；因自己的不足而嫉妒對方，那是狹隘。不能坦然地正視自己的優勢與不足，絕不可能做好優勢互補。所以近代科學主義強加給中醫的，以及中西醫相互關係上的種種有色眼鏡，必須徹底拿掉。從醫學科學上講，這就是一種精神境界。在中西醫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醫學術相互配合，共同服務於病人的醫療實踐中，這是最人道、最文明、最珍貴、最需要提倡的精神。防病治病的醫療實踐，是人類最聖潔的事業。而文化精神與思想境界，是確保這一事業聖潔性的精神與力量源泉
五、我們已經別無選擇
記得年輕的時候，一群大人們在一起講到1958年的“大躍進”時，身邊一位長者小聲說了一句至今記憶猶新的話：“情況不明幹勁大，心中無數主意多”。做任何事情，情況不明，心中無數，就沒有發言權。在從事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的三十多年裡，這句話像一盞警示燈，不時地閃爍在我的眼前。
1993年，中醫界傳揚起一個讓人頗感興奮的口號：“中醫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也許因為對“口號”的過分敏感，我在1995年完成《中醫現代化的再思考》一文前後，腦子裡不時地縈繞着另一種說法：“豁出去生存求發展，自帶着鐐銬闖世界”。在近代科學主義和民族文化自卑症交相困擾的歲月里，中醫最憂心的是求生存，其次才敢想發展。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解決不好，即使走出國門，也未必能堂堂正正。搞清了先後、輕重、緩急的次第，頭腦中才會有幾分冷靜，幾分自信，幾分厚重。
回顧辛亥革命後的一百年來，漏列中醫、廢止中醫、改造中醫、中醫科學化、中西醫結合、中醫現代化、中醫創新、中醫標準化、中醫規範化……誠可謂主義滿天飛，口號震耳聾。而講完主義，喊完口號之後，卻很少有人問津“中醫我是誰”，“我是怎麼來的”。其實這兩個核心的學術問題，才是種種主義、口號的理論根據，才是中醫發展的起跑線。過去的歲月里，那些倉促上陣的中醫現代化、創新、標準化、規範化，哪一項不像是沒有起跑線的田徑賽呢？一場又一場沒有起跑線的田徑賽，直搞得中醫暈頭轉向，“不知身處在何處”，“夢裡不知身是客”。所以告別中醫西化之後，中醫還面臨著一個回到現實，心歸中醫的問題。而後才能投入“重鑄中醫之魂，再求本草之真”的學術建設上來。所以“中醫我是誰”，“我是怎麼來的”，仍將是今後中醫界必須緊抓不放、深入討論、廣泛普及、永不偏離的根本性學術問題。
一個月前，接到一則會議的邀請，希望我就“中醫要不要現代化”做一演講。為此我思考良久。我不願意在眾人面前，就“現代化”三個字在“說文解字”上費口舌。講什麼“現代”的原意是今天，對我們來說卻是未來；講什麼“現代”是我們奮鬥的目標，因為我們有歷史的差距。中國人常講的“現代化”，其實指的是發達國家的今天。因為近代中國的落後，所以人家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未來。看到人家的今天，我們就有了追求“化”的目標。這些，都與中醫無緣。中醫生於中國，長於中國，在世界上獨自一家，別無分店，所以今天叫做存在，明天叫做發展。中國人喊了三十多年的“中醫現代化”，其中始終裝着近代科學主義和中醫西化的陳詞濫調。而今在研討“中醫要不要現代化”的一團疑雲里，恐怕未必有告別中醫西化的學術準備。中醫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倘若在中國不能徹底告別“不可能被西化的中醫西化”，它就永遠不會是現代的，不會是世界的。
面對眼前的《醫醫》，我彷彿看到上面有兩樣東西，一樣叫文化精神，一樣叫復興中醫。文化精神與復興中醫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中醫現代化！
此時此刻，我們已經別無選擇！
2012年12月2日
(筆者原任中華中醫藥學會主任醫師、教授，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大學訪問教授，現任北京崔月犁傳統醫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兼月犁中醫文化講習所教務長。)
同時出版的還有另一本著作：《醫理求真——中醫形上特性還原》
可在網上訂購：（點擊進入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