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界如果能夠有一個大方向，就能夠比較好的去發展提高療效，那麼為何現在的中醫這麼難有共識去發展呢？我想這也容易理解，就像開會的時候，人人都說自己的一套觀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樣就無法達成共識了。

從學術一點說，從兩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開始，雖然那時候已經奠定了中醫的理論，可是《黃帝內經》的內容也是一本「論文集」，裏面存在「各家學說」，各篇之間內容也未必能夠溝通，後來的醫家在這基礎上不斷發揮創造，至今形成了非常「豐富」的醫學「知識」（知識未必等於理論、也未必有用）。這就與「大道至簡」的基本觀點相反了，中醫日益複雜化而不是精煉化，充斥著大量可能是沒用的理論，但又無法排除，好像寄生蟲那樣蔓延全身。

看那些清末民國時期的學者對中醫的批評，不少人對中醫的陰陽五行完全否定，初時我會覺得這樣是誤解中醫，但想深一層，這樣想也不無道理，我雖然也相信陰陽五行背後是有深層的哲學思想，但是否中醫人人都懂？還是有一大部份的中醫，其實不明白陰陽五行為何物，然後隨意發揮詮釋，無論死活都給你說得通，無法驗證，那樣中醫就無法說清楚自己了，變成了一種藝術創造而不是科學。

進深一步去想，陰陽五行是一種說理方式，而不是論證工具。例如有五個兄弟，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的性格，在一起生活之後產生了各種關係，後來有人總結了他們生活的情況，最後將之簡化為「ABCDE」五個名字，也抽象地解釋了這ABCDE之間如何相互的克制、幫助、影響、平衡……。好的，我們可以用這ABCDE的理論去說明他們之間的關係，但是我們不會反過來說：「是因為先有了這ABCDE的理論，才促使他們這樣相處」，我們也不可能將這種ABCDE的理論，套用到任何其他五個人的生活模式之中，這十分容易出現問題。

中醫用陰陽五行去說明思維方式，這並非問題，只是醫學家希望將複雜的理論簡化說明，但是這並非中醫理論發生的根源，我們還需要明白這陰陽五行等的抽象理論，本來是如何產生的？是如何想出來的？為了解決甚麼問題？如果不明白這產生的原理，而是只是談最後的結論，這就永遠無法找到堅實的理論基礎，中醫向前舉步維艱。

那麼，有沒有辦法找到這中醫理論的發生背後「源頭」？這與中醫能否進一步發展有密切關係，下回再來隨想。

 【李大夫介紹】

現代人總是想著要「發展」，記得我在中學還未畢業，要報讀中醫之前，已經在想著中醫該如何發展的問題，就是因為感覺「中醫發展前景」不錯，也是選擇中醫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麼多年後，有時候沉下心來，再想為何中醫要談發展呢？「發展」這個詞，總是讓人聯想在數量上的增加，例如增加人數、金錢、建設等，其實品質的提升也是發展。例如想像一下，一個有幾百年歷史的城鎮，他們會不會談發展？也會，不過他們的發展肯定不像一個沒有歷史的新市鎮一樣。當我們說要發展中醫，就不單是在中醫師的人數、工資、地位、看中醫的患者人數、中醫診所醫院的數量等問題上著墨，而更重要是在如何提升中醫的本質內涵。

如果只是「為了發展而發展」是浪費資源的，要發展，總是要爲了解決某種問題。那麼中醫要發展，想要解決的問題當然很簡單，就是解決疾病痛苦，提升健康。如果狹義的專在臨床醫學的角度看（廣義的中醫學可包括養生、護理等範圍），那麼提高醫療水平，治愈更多疑難病證，或者在一般疾病上提高療效，都是中醫從古到今一直在解決的問題，可以說是中醫的發展歷史之路。

那麼，如何才能夠提高臨床療效？這就有許許多多的途徑了！不過想到這裡，我想不是要列出林林總總的研究門徑，而是究竟哪一種「提高療效」的角度或者方式，是最為逼切、最為重要、最有價值？如果有「一個」最重要的角度，不管難度如何、不管要花多少人力物力、不管如何艱巨，都應該要克服它、解決它，這樣才能讓整個中醫界有一致的方向，努力去推動一個「發展」的工作。不然各自為政，好聽的就說是遍地開花、兼容百家，實際上也就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了。

究竟這個最重要的「提高療效」究竟為何？下回再來隨想。

 【李大夫介紹】

有次去杭州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出發前收拾行李時，友人發來一個「旅行物品清單」，提醒以免遺漏。想起來小時候去露營宿營，之前都總得要打印一張物資清單，「照單抓藥」般收拾東西，後來去旅行次數多了，基本上不用再看這些清單，都懂得要帶什麽了。

去旅行要帶什麽東西？對於沒有去過旅行的人來說，當然需要一張清單幫助，但假如去過好幾次旅行了，就不用看著單子都懂得「抓藥」了。一方面是因為記住了，更背後的原因，是因為已經明白有什麽東西是必須要帶的，為甚麼要帶這些東西？什麽時候用的？東西該放在甚麼地方？甚麼東西可以在當地買？……就是說，明白了「旅行物品清單」是為甚麼這樣設計的。

這一件小事，讓我聯想到中醫看病的「分型論治」。分型論治就是現在中醫教材所教導的看病方法，例如感冒分四個類型：風熱、風寒、暑濕、虛人外感等，每一種病都分幾個類型。中醫界常常疚病分型論治有太多問題，把中醫簡單化、經驗化，難道中醫看感冒就這麼簡單嘛？

我覺得，也不用批評他們太多，確實這些教材都是老中醫用他們的體會而寫成，問題有時候不在於「教材」，而在於「如何理解教材」。

就好像有些人去旅行之前，完全相信「清單」上所列的東西，結果卻帶漏或帶多了東西。一張清單是否能夠適合每一個人？適合每一個地方？適合每一個時間？這當然不行了，要視乎具體情況嘛，這個清單一直以來都只是「參考」而已，不是「標準」。更何況，這個世界有千千萬萬種旅行的物品清單呢！

要明白為何老中醫會寫出這種「分型論治」的教材。這就好像一個人去旅行去多了，變成一個「旅遊專家」之後，你問他去旅行要帶甚麼東西？他就會跟你分析，有多少種類的東西要帶。假如我們不理解為何要分這幾個種類，以後去旅行都是看著單子來執藥，這就永遠都無法成為一個「旅遊專家」了。實際上，當我們去旅行多了，明白到旅行的需要，就懂得自己設計這個清單，以後就不需要別人給你做的分類了。

 【李大夫介紹】

中醫教科書上教導中醫的看病方法，叫作「分型論治」（或稱為「分證論治」、「證型」），就是每一種病會分幾個類型，例如感冒分：風寒、風熱、暑濕、虛人外感等四類。

「分型論治」之所以在教科書普遍出現，是因為它易學易教，讓中醫很容易普及。當然這也引申出好多爭議，例如感冒只分這麼少的幾個類型的話，那麼中醫看病的「千變萬化」到哪裡去了？生病時候的演變過程如何體現？中醫的天人整體觀如何分型？這些都不好回答。

為甚麼會有分型論治的出現？這需要把整個產生的故事慢慢說出來，可以按前文「老師辨認學生」的比喻進一步說：

假如一個班主任要休假，有另外一個新的老師要來這一班裡代課，代課老師問：「班裡面的同學有什麼特徵？」班主任知道，班上每一個同學都不一樣，你要我簡單說整個班的特徵，這沒甚麼意思；但是假如要我將全部同學的特徵都講一遍，那樣也沒甚麼可能，那麼班主任就採取了一種折衷方法，將班上的同學分成幾大類：活躍型、文靜型、懶惰型、積極性……跟代課老師分析每一個類同學要怎麼相處。

那麼，班上的同學究竟可否這樣分類的呢？簡單來說可以，嚴格來說不可以。從粗略而言，分類確實能夠幫助我們執簡馭繁，但是班裡面的人其實個個不同，你說一個人可否同時是文靜又活躍而又有一些懶惰的？就是因為沒有一種分類是「完美」的，於是就引申各種各樣的分類角度，去將人去分類，但假若最仔細的分類，應該就是以個人為單位了，每一個人都是不一樣，其實就等於沒有分類吧。

有了前兩節「抓主證」與「學病歷」的理解之後，理解「分型論治」的問題變得易如反掌。

就像前文說的，當一個老師熟悉了自己的學生之後，他辨認同學的時候本身就不是依靠「特徵」，而是他已經知道這個人的全部。高明的中醫也是一樣，假若他已經熟悉「醫道」、「人道」，他看到了人的整體，他一眼就看出疾病的成因，他並不是依靠甚麼「分型」的。但是，當你逼著要問他：「你是怎麼看出來的？」假若他每一次都跟你講：「這是不可說的。」或者說：「這太複雜了，難以用文字去形容！」那麼作為學生的聽上去，就會越來越覺得這沒法學，甚至懷疑這醫生是否有問題。

於是，為了讓中醫能夠傳承下去，「得道」的中醫也就開始想，還是應該把自己看到的東西，簡要的總結出來吧！就好像「抓主證」一樣，讓初學者先有一些東西可入門，於是對於每一種病，嘗試總結有多少種分類。高明的中醫也知道，當他一這樣總結出來，它就不是事實的全部了，可是你要每一個初學者都「頓悟」不太可能，還是先給他們一些法門慢慢「修行」吧。

從這個角度來看，「分型論治」本身不是錯，就好像張仲景的《金匱要略》中，也好像是「分型」的一樣將每個病以下分多少種方藥可治，是對於圖畫的「主要特徵」的「描述」。與「抓主證」的問題一樣，初學者往往誤以為「分型論治」就是「中醫的看病方法」，其實這只是讓你有一些門徑可走，若在熟悉了中醫「見病知源」的看病方法之後，中醫水準到了另一個層次，「一眼就看出人的全部」的時候，那個時候就知道這一個世界其實不需要「主證」、「分型」，這些都只不過是人為的分類而已。

這就是學中醫之所以強調「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原因。就好像說香港有一座山叫「鳳凰山」，你問我這一座山是怎麼樣子的？無論我如何用文字去給你形容，也是比不上你親身去踏足它、觀察它。假如你問「岐黃之道」究竟是怎樣的？答案也是一樣的吧。

 【李大夫介紹】

不少中醫強調，學習中醫必須要「看病案」，認為從病案中學習是提升臨床水準的重要方法。對於這種觀點，也是有不少爭議的。就好像上文「抓主證」的對與錯一文中所說，由於病案所記錄的東西，基本上可以說是「主證」，所以就存在相同的問題。

或許有人認為，只要在病案中寫詳細一點，不像古人寫病案這麼精煉，那就可以了吧？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可以用繪畫的比喻理解。

就好像一幅「蒙羅麗莎的微笑」，你可以用文字給她形容，是一個貴婦人，棕黑色的長髮，眼神幽怨，嘴角微微向上翹起，右手搭著左手……儘管你寫上上萬字去描述，假若你跟一個沒有看過「蒙羅麗莎的微笑」的人，去用上述文字描述無數次這一幅畫之後，他能夠在腦海裡面生成這一幅圖畫嗎？必然是不可能的。莫說是這一幅畫，即使是簡單的一些線條圖形，都不可以轉化成文字的，圖畫與文字還是兩種不同的媒介。

就如中醫看病，望診就好像看病人的臉當做成一幅畫，病人整個臉部的氣色，當我們用文字去說出來，例如說，當我們說這個人臉色偏黑，可是「黑」這一個概念也包括了好多不同程度的黑，幾個醫師聽到則形容之後，甲醫師與乙醫師和丙醫師，他們各自在腦子裡面所想到的黑色，都不一樣。

簡單一點的說，中醫在寫完病歷之後，病人的「整體」能否透過你的文字而「再現」出來？從前述「抓主證」與「圖畫與文字」的比喻來看，我們知道用文字來形容圖畫，其實只能夠描述「主要特徵」，因此圖畫的整體就無法呈現出來了。

所以，《道德經》所以說：「道可道，非常道」，禪宗之所以強調：「不可說」，就是指當我們用語言文字去嘗試解釋「道」，必然不是道的全部，所以一說出來就錯了。

那麼，究竟從「病案」裡面是否能夠學好中醫？我想大家都有了多一個角度去思考了。

【李大夫介紹】

運用經方的方法，近年來不少醫家提倡要「抓主證」，這可以理解為每一個藥方有相應的一些特定病徵，只要你抓住這要點，便可以確定如何用方。這一種思想，與「辨方證」有相似之處，但是「抓主證」的提法更著重每一首經方、甚至是某一些經方藥物具有一、兩個獨特的相應證候，例如見「巔頂頭痛」即選用吳茱萸湯、見吐蛔即選用烏梅丸，可以非常方便的直接對應診斷。

對於這種看病方法，中醫界有不少爭議，一方面這方法能夠「火紅」起來，就說明它是簡單明瞭，容易學會，所以得到很多初學者的追隨；可是另一方面的人認為，這方法太過簡單了，忽視了病機，沒有得到經方的深意。

對於「抓主證」的對與錯，實際上「抓主證」亦必須有病機思想，「抓主證」當理解為「抓主機」，就是從證候看到患者身上的多病機共存情況，卻選擇抓住重點的部分先行解決，有了「病機」的幫助，才能判斷諸多證候之中何者為「主證」。在這裡，還想用一個比喻去說明「抓主證」的問題：

假如你是一個老師，剛剛到了一個新的班去講課，班裡面有幾十個新面孔，那麼你如何去辨別每一個人的樣子？

一下子面對這麼多人，腦子肯定很亂吧。在這種情況，通常會先留意某些人的「特徵」，例如某某同學個子特別高，某人金色頭髮，誰眼睛很大，他戴眼鏡……可是，「特徵」往往不是某人的專利，例如個子高的人有好幾個，當你認識這些同學越久，你就越能夠區分身材高大的幾個人中，他們之間有甚麼不同。

當老師跟同學相處日久，已經完全熟悉整班同學了，那時你再去問他：你怎麼去辨別你班上的同學？雖然老師可能還會跟你形容：甲同學身材高大、皮膚黑亮、戴眼鏡、聲音低沉……但是，其實老師眼裡頭認出的這個人，已經不再是依靠甚麼「特徵」，而是一眼就看出來了，甚至見到他背影也可以認出他來。

實際上，老師是已經能夠認出整個同學的面孔、身材、聲線、性格……就是人的全部，就算這同學明天換了衣服和髮型，他都能辨認出來。從這角度看，老師去辨認同學，他究竟是不是依靠「主要特徵」呢？不是了，雖然你要問他某同學怎麼辨認時，他可以道出這人的多少特徵，但實際上他並非因為這些特徵來判斷的，而是在它腦海裡面已經有了這個人的全部資料，只不過要說出來的時候，它只是抽取某部份內容而已，沒有可能用語言去描述整個人的樣貌吧。

那麼，在運用「經方」時「抓主證」，究竟是對是錯？我想大家都已經明白了。

【李大夫介紹】

上篇講到西醫回答問題的轉移話題伎倆，這次想說另一個方法，叫「模糊視線」。
再以冠心病為例，西醫在解釋這種疾病的「成因」，還有另一種解釋方式，就是從生活上作解答。這種在冠心病的成因上，包括年齡因素、性別因素、或者是久坐的生活、飲酒、吸煙、環境因素、運動、緊張、過重……
當然了，這種解釋對於普通人來說，好像比較容易接受。比如說一個人吃太多肥膩食物，然後又不運動，身體超重，於是就得了冠心病。這樣好像是容易理解的一種成因。可是，只要我們細心的去想，聰明的人就會問：「為甚麼這個世界這麼多肥胖的人，可是卻不是每一個都得冠心病？」
西醫以這種生活的角度，來解釋疾病成因的時候，其實只要運用一種反問方式，立刻突顯了矛盾：「為何這麼多人都這樣生活，可是唯獨我得XX病？」

西醫的特點就是只能解釋一般情況，而個別的情況就解釋不了。不少人的病人或者是有這種原因，但是有這種原因的人卻不得病的，是為甚麼？那就不能解釋。這些生活上的成因，往往每一種病都能夠說上一大堆可能性，那麼到最後其實也就一點特異性也沒有了，還讓很多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害怕，生活上的各樣事情，好像會致病那樣！
為甚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西醫發現了有這種生活上的「現象」，可是其本質是甚麼？他們不知道。在西醫的研究方法上，傾向於微觀的研究，就是前一篇所講到的，用深入的方法來轉移視線。可是，這一種用生活的角度來解釋疾病成因，卻採用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就是從宏觀的整個社會、生活來回答問題，這是西醫另一種研究方法，叫作以流行病學的角度，用統計學的方法來做研究。
可是，這兩種方法之間，是並沒有關聯的。就是說，在以流行病學的角度研究疾病成因，跟以微觀解剖的角度研究病因，是兩碼子的事，兩者互不相干。而西醫學較為傾向於以微觀作解答，於是在生活上的病因，很多時他們都並不重視。
所以，哪些生活成因問題問到底卻不能解釋，他們是不管的。但是用這個生活的角度來給病人解釋，總算比用微觀的角度要好，不然聽了一大堆術語，人們聽不懂，怎麼能夠讓人安心？其實人們聽懂的，也只不過是聽懂那些字，實際上還是不知道自己病的真正成因，這用普通話來說就叫做被「忽悠」了，所以稱這為「模糊視線」。

【李大夫介紹】

不知大家有無想過，其實西醫給病人解釋疾病成因時，往往都是答不對題、逃避問題、轉移視線、風馬牛不相及……

或者看看以下的對答比較：

左列的問題，比如有家長詢問某一班同學的狀況，假如我們聽到老師這樣的回答，我們會感覺怎麼樣？驟然聽上去，或者也會覺得合理，但是細心一想，其實就會知道我們在被帶著繞圈子！他根本沒有解釋過任何原因。
因為他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其實在偷偷的轉移視線，我們本來問的是為甚麼「這一班」同學，可是回答的卻是其中「幾個同學」，可是幾個同學不能代表全班啊！我們說的是整班的表現，為甚麼只是推給某幾個學生呢？難道一班同學裏面不會互相影響？大家都知道，假如一個本來成績優秀的學生，假若被分配到一個學期風氣很差的班裡頭，成績都會受到影響。
還不單這樣，這種回答方式把答案越扯越遠，先是推卸給幾個同學背黑鍋，然後再把問題推給家中小時候的教育，然後再推給甚麼先天遺傳啊，最後的答案却是無疾而終，只能說「不知道」來解釋。本來問為甚麼「這一班」同學的問題，到最後的答案，已經是風馬牛不相及。

這種回答的思路，可以叫作「轉移話題」，不斷將問題的答案推往另一層次，迴避了在同一層次的回答。
這種問題的問題，在科學上的解釋，就是「整體大於局部相加」的問題。因為作為一班的整體，他是有自己的獨特性，而不是相同於每一個同學的個別相加。因此要研究整班同學的文化、學習氣氛、風氣……這些我們必須要從整班同學一起互動的時候去瞭解，而不是單去分析每一個同學。
在西醫回答我們疾病成因的時候，也是採用了這種方法。身體不適，出現胸悶，就會找身體裏「幾個同學」來背黑鍋，然後會再將這幾個同學的問題越挖越深，說是他們更深一層次的問題，但說到根本，其實到最後為甚麼會出現這種原因？已經越扯越遠，聽不明白，而且只能說「不清楚」作總結。在西醫藥學發展到今天，假如我們窮追不捨的去問每一個疾病的成因，只要是到了一個非常深入微觀的層次，往往我們是更得不到答案的。

【李大夫介紹】

近幾十年來，中醫界有一種趨勢，說是叫把「中藥現代化」，實質上就是以西藥的研究方式，來研究中藥裡頭的各種成份，看看有哪一些有效成份（active ingredient）可提取來使用。例如人參裡頭的人參皂甙、黃連中的黃連素、青蒿裏的青蒿素、麻黃中的麻黃堿、靈芝裡的靈芝多糖、三七中的三七皂苷等等……

這樣的研究方法行不行？

或許在西醫的眼中，還是希望透過這種方法去研究，來幫助自己發展。因為世界上的疾病繁多，可是能治病的藥物不夠，於是希望在中藥的大軍之中找尋可用的寶物。

不過，在中醫的眼中，這種研究的角度，對中醫是完全沒有價值的。比如當「麻黃」研究出裏面含有「麻黃堿」，這就完全變成了一種西醫上的成份，用中醫的理論解釋不了，中醫不會用。這就叫「出得去，回不來」，把中藥用一種研究方法拿出去研究了，可是研究的結果回不到中醫裡頭去用。
當然，這不單純是中醫會不會用的問題，其根本還是一個有效成份能否「代表我」的問題。
就好像有一班同學，老師要說在班中找一個人去代表全班，但如何找到一個人能夠真正擁有全部同學的共有特質？這恐怕是沒法子做到的，畢竟一班同學中實在有太多不同了。
中藥也是這樣，每一味中藥，在西醫的眼中，也是一條複方，因為裡頭的成份太多、太複雜了。但是我們說要找它裡頭的最主要的成份，叫作「有效成份」，這也必然會出現上述的問題。比如最典型的一個例子，石膏，在中醫裏是一種清熱藥，而石膏當中最有主要的成份是「硫酸鈣」，在實驗裏，假如只是把石膏中的硫酸鈣提取出來用，卻發現它完全沒有退熱作用！是把整塊石膏一起去煎煮的時候才有效果，把石膏配上其他藥一起應用，則效果更明顯。
為甚麼會這樣？在藥理的研究裏，目前的解釋，就是認為石膏裏的各種微量元素，達到了一種很特殊的比例，再加上硫酸鈣，才能達致退熱的效果。換句話說，其實石膏裡頭的各種「雜質」，更是決定石膏能否發揮作用的因素！

這就好像在一支足球隊之中，假如有一個球員非常厲害，將球射進龍門了，這是否就是他一個人的功勞？當然不是了，假如球隊沒有各球員的合作，一個球員怎麼也不可能得分的。說要在球隊中找一個「靈魂人物」？恐怕沒有任何一個人，球隊也發揮不了作用。
「有效成份」，就好像「靈魂人物」一樣，本身是不可能獨立存在的。

不過，或許有些人還會質疑說：假如我們把整個球隊的每一個球員也研究清楚了，知道每一個人的特質，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整個球隊的發揮會如何，也可以知道球隊中哪一個人相對重要？
當然，這也是我們的一種理想，比如在球賽前對每一個球員進行分析，或許可以判斷一些趨勢。不過，一支球隊不是單看每一個人的能力如何，更重要的是看互相之間的合作。比如有一些國家的「夢幻組合」，把國家中最厲害的球員都雲集在一起，可是球員之間缺乏默契，也會有輸掉的一天。
球員之間的默契、合作、士氣、心態，甚至是球場氣氛、臨場發揮，都是影響整支球隊發揮的因素。這些因素，都必須是要在把整支球隊一起合作比賽的時候，才能夠真正看出來的。

中醫眼中的中藥也是如此，自古中醫都將中藥當作是一個整體去運用，甚至是把中藥放在藥方中要藥方整體的發揮，而比較少單獨去論某一種藥、更莫說是某一種藥裏的成份了。
由此可知，以這種「有效成份」的角度去搞的「中藥現代化」，前面就是豎著一個「此路不通」的牌子了。

【李大夫介紹】

「中藥有毒論」的另一種理解，不像前篇所說的各種中藥皆可受到污染那般廣泛，而是指某些特定的中藥有毒，不能服用。

例如說中藥裡頭，有一些傳統上認為有毒的藥物，例如烏頭、半夏、蟾酥、吳茱萸、巴豆、甘遂、水蛭、馬錢子、蜈蚣……這些中藥有不少，最起碼在兩千年前的《神農本草經》中記載了265種藥，把藥物分成三大類：上品、中品、下品，其中下品的125種藥，都是叫作有毒藥物。

是否有毒就不能用呢？當然不是！要清楚中藥的「毒」跟西醫的「毒」，是完全相反矛盾的概念！

西醫認為毒性是指化學物質進入人體後，對人體造成損害作用的能力，換言之，西醫上的「毒藥」就是必然對人體造成傷害的藥物。可是中醫的毒就完全不同，中醫的毒的意思是「偏性」，就是指以各種藥物的偏頗之性，用來糾正人體的陰陽氣血偏誤，換言之就是「以偏糾偏」（甚至說是以毒攻毒）。那麼中藥的毒，就不像西醫那樣認為一定是壞東西，而是醫生手上的有用武器了。
所謂「凡藥三分毒」，所以中醫裏有「凡藥皆毒」的說法，假如沒有偏性，都是平和的東西，哪能糾正人體之偏？那麼，為何有一些中藥特別標明「有毒」，這就是強調這類藥的偏性特別強，功效特別厲害，所以在臨床運用時要特別小心謹慎。

當今對於中藥上的毒，除了上述的理解外，還有一種近代才有的理解，是一種新的「中藥有毒論」。
例如中藥裡頭，關木通、廣防己、青木香、天仙藤、細辛等含有馬兜鈴酸，因此有毒不能應用；又如新加坡政府在80年代禁止使用黃連；美國禁用含有麻黃成份的保健品等等。這一類問題則頗為複雜，實際上需要按每一個藥物的情況來作評論。
但總的來說，可以分成兩類：有一些藥物的「毒」，本身該藥物的來源就不是傳統上的本源植物，而是混用了其他不正確的東西。用了假藥的身體受損，當然不能怪責中醫了！如木通則屬此類，曾經有服用含有關木通的龍膽瀉肝湯而出現馬兜鈴酸腎病，則屬此例。第二、運用不當，沒有醫師指導下胡亂服藥，當然會出意外。某些藥物具有較強偏性，是不適宜長期服用的。例如麻黃則屬此類，麻黃本身中藥上不是用作減肥的，藥性峻烈，但假如放在保健品中長期服用，那肯定會出問題了。
這一類新的「中藥有毒論」，是按照西醫對藥理的研究，來研究中藥裡頭的成份所得出的結果。這裡的毒，當然不是中醫上的毒了。不過，以這種評價方式來看中藥，很容易出現謬誤，例如說，一支足球隊中有一個人犯規了，那麼是否整支球隊都不可出賽？由於一味中藥裡頭，所含有的化學成份相當複雜，在西醫的眼中，一種中藥本身就是一個西醫上的複方，但是假如我們只看到這複方裡頭的一種成份有問題，是否等於他們所有成份一起互相作用之下，仍有問題？這就不好說了。

所以，這種研究以西藥理論評價中藥的做法，很容易出現偏見，造成「一支杆打一船人」。

關於中藥有毒，現在出現了一種相當諷刺的情況。

例如近年西醫作了不少研究，說明砒霜對治療白血病有效。砒霜本身屬中藥，可是現在的中醫大都不會用了，是因為用了的話容易遭人疚病，總是擔心出意外的話會被懲罰而不敢用。這不是相當吊詭嗎？本身是中醫的東西，現在卻成為西醫的武器了。

其實，西醫上的藥物，有不少可以說是「劇毒」，例如那一些化療藥、抗癌藥，很多都是非常傷身的，但是西醫還是照樣運用啊，為甚麼中醫就不可用哪些我們認為功效峻烈的藥？

西醫上有一種常識，就是所有藥物的毒性問題，必須從用量上考慮。就連「水」H2O也一樣，假如喝得太多，也會中毒身亡。假如不談用量而空談中藥有毒，然後禁止某些中藥使用，實在不明其意。這種中西醫的「不平等待遇」，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的？大家不妨深入思考。

【李大夫介紹】